北宋仁宗时期，有一位名相，姓王，名曾，字孝先。他为人敦厚端重，为官向来严谨，无人敢以私请托，是践行“承怨避恩”精神的楷模。
王曾去世后，朝庭谥“文正”，仁宗亲篆其碑曰：“旌贤之碑”。君王向臣子赐碑篆，王曾是头一个。可见，这个人很不一般。或有质疑，君王器重，怕是“拍功”了得，令人受用所致吧？其实，大谬不然。王曾几度遭贬，几起几落。仁宗年幼即位，刘太后听政，王曾任宰相。他不肯趋炎附势也就罢了，竟胆敢违拗太后懿旨，“裁抑太后姻亲”，为利于社稷，完全不遵守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潜规则，结果骤降几级由宰相贬为青州知州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在青州，“百姓乐其政，画其像而生祠之”。其操守、品德可窥一斑。作为封建王朝的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提拔任用官员众多。通常，送人情，揽门生，拉圈子，培植自己的亲信羽翼，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儿，而他却“承怨避恩”，着实不同寻常。而今时常听说，“你可是我一手力荐提拔的，为你费尽了周折……”言外之意，谁都明白，无非让人感恩惠私罢了。范仲淹对此很不解，曾问王曾：褒奖起用人才，是宰相的责任。王公德高望重，何必揽怨却恩，您是如何考虑的呢？王曾说：执政的人，为国家选拔人才，是职责，老是想把恩德归于自己，那么又让谁来承担怨恨呢？于是，“仲淹服其言”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何等清傲之士，竟对王曾的见解和做法深表敬服。
由此可见，王曾提拔任用官员，无意让人感恩戴德，也无意拉山头搞小圈子，不要说卖官鬻爵，恐怕从未动过徇私舞弊的念头。如此以公心选用的人才，大多能德才兼备。而且，王曾这般行事，并无任何人逼使，亦无法纪约束，完全出于真心“不索报恩而承担怨恨”。如此一个根本不想谋取私利的人，必定敢担当，有作为。其品行操守，岂能不令人敬服？王曾自愿承担怨恨，抛却了明哲保身的防护衣，意味着吃亏牺牲，引火烧身。因为凡事总要挺身而出明辨是非，遭明枪暗箭攻击便是家常便饭：北宋“五鬼”之一的奸佞丁谓明晃晃收拾他；擅于权术的吕夷简不断向其施放明枪暗箭。
王曾反击奸佞的招法，亦堪称一绝，不惜“同归于尽”，楞是陪伴“收恩避怨，以固权利”的吕夷简一同被罢相贬谪。但王曾满不在乎，似乎对乌纱帽的大小并不计较。一身正气，忠心赤胆，不自惜羽毛，又智慧满满，这大约便是王曾的过人之处。如王曾者，自古可谓凤毛麟角；而似吕夷简“收恩避怨，以固权利”之流，古往今来，却众如过江之鲫。诸如揽功推过，卖人情，拉圈子，培植亲信，甚而迫人感恩，疯狂甩锅等等，闹剧时常上演。明面一比，一个“承怨避恩”；一个“收恩避怨，以固权利”，卖官鬻爵，心胸与境界，别如天壤。细究之，无非是“公正与私邪”的较量。“苟利国家生死已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在新时代，呼唤“承怨避恩”精神，向公却私，勇于担当，更应当成为社会的主流。
作者：张树民，辽宁省杂文学会副会长、沈阳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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